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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業奉獻】李東方:守護中華文化的藝術工藝大師

撰寫時間:2018-07-10 文章來源:首都文明網

  李東方,女,1956年3月出生,國家高級工藝美術師、博物院文物保護復制專家、世界級非遺珂羅版技術傳承人創新者。

  李東方采用珂羅版技藝讓無數國寶文物活了起來。1984年至2008年的二十多年間,李東方扎根戈壁,以珂羅版技術復制國家瑰寶敦煌莫高窟壁畫,獲得了國家文物局的認可。如今,依托珂羅版技藝,李東方構筑起兩岸人民的文化紐帶,讓國寶《三希貼》、《明解增和千家詩》等,實現兩岸合璧展覽,表達了兩岸人民和平統一的心愿。2015年榮獲首屆香港衛視全球華人影響力盛典“世界文物傳承特殊貢獻獎”;2016年全球華人影響力人物“文物保護終身貢獻獎”;2017年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善基金“榜樣人物”;2017年,榮獲首屆兩岸四地畢昇獎暨第六屆中華印制大獎“杰出人物”。

  延續國寶生命的非遺技藝

  1973年,在病榻上的周恩來總理批復了一項工作,他說“不惜一切代價,恢復珂羅版技術”。珂羅版技術是由德國人阿爾倍脫于1869年發明,在清朝光緒年間傳入我國,印刷特點是逼真傳神,甚至連書畫作者本人都無法準確分辨。這項技術對于文物的復制保留和文化傳承,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1983年,日本畫家平山郁夫訪問中國,參觀敦煌莫高窟后,提出以日本的方式復制敦煌壁畫。消息見諸報刊后,這讓當時還在國家文物局從事珂羅版臨制文物工作的李東方熱血沸騰,“我們中國人自己可以復制!”二十多歲的李東方主動請纓,乘坐三天三夜的火車,于1984年7月30日到達敦煌莫高窟。這段延續國寶生命的傳奇故事,就此開始。

  珂羅版技術并非依靠高精尖的設備,而是需要擁有高超技藝和豐富經驗的藝術工藝人才。當李東方第一次走進敦煌,親眼看到這些堪稱中華文化愧寶的絢麗壁畫時,巨大的責任和壓力曾讓年輕的她痛哭不已。珂羅版技術臨制文物需要“照相”、“修版”、“曬版”、“印刷”四個步驟,在“照相”之前,則需要分析作品顏色的色調、層次、下筆先后順序等諸多內容,這需要巨大的耐心和高超的技藝。根據前期分析進行分色制版,往往一種顏色就需要一張版,復制一幅畫有時需要數十塊版疊加才能完成。“每一塊版都需要獨立修版,版和版疊加時不能有一根頭發絲的差錯,否則前功盡棄。敦煌壁畫穿越歷史滄桑,很多銹跡和斑駁也要如實復制下來。”珂羅版沉重的設備容易造成敦煌莫高窟的損壞,為此,李東方根據珂羅版的技術原理,利用簡單的材料,設計制作了專為莫高窟使用的珂羅版土相機。

  完成一次復制需要多長時間?以敦煌112洞窟《反彈琵琶》的復制為例,李東方和他的同事們經歷了八個月的反復努力,才最終完成。1996年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杰特別為李東方在敦煌莫高窟臨制的珂羅版壁畫題詞評定:珂羅版敦煌壁畫“形象準確、色彩豐厚,表現了人物精神,體現了壁畫特色,是成功的”。歷經數十年的努力,李東方榮獲2016年全球華人影響力人物“文物保護終身貢獻獎”;2015年—2017年參賽作品連續兩屆榮獲中華印制大獎“畢昇獎”唯一藝術品“金獎”。

  延續國寶生命的非遺技藝在李東方的努力下走向輝煌。

  守護民族文脈的大國工匠

  “四十年做一件事,為國家,為后人。”1984年盛夏的那個夜晚,敦煌莫高窟星光閃耀,李東方自此和這片神秘的大戈壁結緣。從國家文物局離職后,李東方還提出申請,以一己之力開展敦煌壁畫的復制工作。此后,就是數十年的堅守。至2008年,李東方對敦煌莫高窟的九個特別精選的洞窟及壁畫局部進行了精心復制。復制的敦煌壁畫作為文物資料永久留存,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文化財富。

  二十多年的戈壁生活,耗盡了李東方的青春年華。每年花費半年時間堅守在戈壁灘,飲食營養無法保障,最勞累的時候,曾讓她出現短暫失明的癥狀。余下半年時光,李東方回到北京尋找其他工作,籌措資金開展接下來的復制工作。往返于敦煌和北京,二十多年的風雨兼程,李東方耗盡了自己的全部積蓄,整整67萬元。國家文物局得知此事后,撥款10萬元獎勵李東方,她又將這筆錢一分不剩的投入到壁畫復制中。“我用這筆錢挑戰了003窟千手千眼觀音圖的復制工作。”珂羅版的尺寸為“50×50”厘米,千手千眼觀音圖繪制在大約4平方米的墻壁上,遠遠大于這個尺寸,在進行84張珂羅版底片的分色制版后,還要進行更為復雜的拼接,工作難度成倍增加。八個月后,這件稀世國寶終于從墻壁上“走”下來,被世人矚目。

  把一生年華奉獻給了敦煌,李東方沒有收獲愛情,沒有養育子女,而是散盡家財,至今住著三十平米的小房子,把余熱貢獻給了珂羅版文物保護復制工作。曾有人出高價購買李東方復制的壁畫照片,卻被她拒絕了,“這些都是國家文物,不是斂財的工具。”

  構筑民族統一的文化紐帶

  李東方作為大國工匠,她守護著民族文化,構筑民族統一的文化紐帶。

  因歷史原因,中國書法藝術的集大成者,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三希貼》兩岸分離。所謂《三希貼》即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2015年,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博物院成立90周年之際,李東方以精湛的珂羅版技術,依托兩岸故宮博物院館藏的《三希貼》原件,復制并制作了90套《三希貼》展品。合璧出版《三希貼》,完成了兩岸華人百年夙愿,也見證了兩岸人民牢不可破的文化紐帶,表達了兩岸人民盼望和平統一的美好心愿。

  更多的文化紐帶,在李東方的努力下,實現了聯結。我國古典書籍“三百千千”中的最后一本“千家詩”,最著名的藏本是有“皇帝教科書”之稱的《明解增和千家詩》,該古籍的上下冊分別由臺北故宮博物院和國家圖書館收藏。在李東方的努力下,終于實現了兩岸合并制作出版發行。此外,著名的《富春山居圖》也在李東方的努力下,實現了兩岸合并展覽。為此,李東方于2017年榮獲首屆兩岸四地畢昇獎暨第六屆中華印制大獎“杰出人物”。

  “在自己有生之年,要用這門技藝,將祖國流失海外的國寶書畫盡可能多的帶回家,留給后人!”大國工匠李東方還在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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